人們最熟悉的營養物質，莫過于蛋白質、脂肪和碳水化合物。在日常飲食中，常常會聽到某食品蛋白質豐富、某食品脂肪過高等等說法。隨著社會的進步和營養知識的普及，人們開始進一步談論動物蛋白和植物蛋白，談論飽和脂肪酸和不飽和脂肪酸，談論多糖在人體的轉化與代謝，還加上了對維生素的新認知，但是，除非專業人士，很少有人在日常生活中討論微量元素。烏托邦理想，就(jiu)相當于(yu)管(guan)理思想中的微量(liang)元素。

　　微量元素與生命活力緊密關聯，烏托邦理想也與管理實踐緊密關聯。缺少烏托邦理想，管理就可能失去創造力，更有可能失去道德準則。人們往往熱議價值觀問題，但卻往往忽視價值觀的背后必須要有“不言而喻的真理”支撐。這種“不言而喻的真理”是一種超驗正義，很少，無法證明，卻不可缺失。就像人體缺少了微量元素可能生病一樣，不是缺鐵導致貧血，就是缺銅致使免疫力下降，還有一些微量元素的作用說不清道不明，而“渾身不得勁”的狀態往往與其有關。最明顯的是無法進行實證的良心，良心是人之所以區別于禽獸的基本要素，但是，沒有烏托邦理想的管理者，很可能在實惠面前發出“良心多少錢一斤”的感嘆。固然，傳統儒學通過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的修煉，可以修成經驗型的道義；通過知行合一的致良知的反省，可以修成超驗型的靈明。但世界上能夠“破心中賊”的人只是少數圣賢，大眾行(xing)為的(de)(de)正當性，總需要一些想象中的(de)(de)東西來衡量(liang)。人們之所以敬佩(pei)康德的(de)(de)道德律條，是因為他的(de)(de)律條來自(zi)仰(yang)望(wang)星空。

　　傳統儒學的經驗性和“實用理性”，使其在確立普通人的超驗信仰方面存在某種不足，所以，不語“怪力亂神”的儒學，卻要以“神道設教”方式保持常人心中的正義，而且要用各種“證明”方式使其虛擬經驗化，對于大眾來說，需要以神道設教形成的敬畏來保證其行為的正當性，一旦有非義行為就會“天打五雷轟”。對于學者來說，“天下為公”的超驗正義會使他們的行為能夠擔當起天下道義，避免他們墮入俗儒、陋儒的陷阱。由此來看，烏托邦理想，是人類超越動物性的途徑之一。

　　有些人覺得，管理實踐中要排除一切幻想。這不能說是錯誤，但會失去超驗的標尺。《禮運》所確立的“天下為公”的大同理想可(ke)望(wang)(wang)而(er)不可(ke)及，但(dan)“禮義(yi)以為紀(ji)”的(de)(de)小(xiao)康(kang)是可(ke)望(wang)(wang)也可(ke)及的(de)(de)。盡管(guan)《禮運》不滿于小(xiao)康(kang)，但(dan)只(zhi)有(you)(you)期(qi)望(wang)(wang)大同，才可(ke)實現小(xiao)康(kang)，如(ru)果期(qi)望(wang)(wang)小(xiao)康(kang)，就可(ke)能只(zhi)會(hui)落到亂世。這就是俗語所(suo)說(shuo)“取法(fa)乎(hu)上，僅得其(qi)中(zhong)，取法(fa)乎(hu)中(zhong)，僅得其(qi)下”。管(guan)理中(zhong)所(suo)謂的(de)(de)理想教育(yu)，事業的(de)(de)神圣化(hua)(hua)，工(gong)作的(de)(de)道義(yi)化(hua)(hua)，實際上都多少帶有(you)(you)烏托邦性(xing)質。沒有(you)(you)了(le)烏托邦的(de)(de)超驗標尺，事業就會(hui)墜落為糊(hu)口，工(gong)作就會(hui)墜落為混飯。

　　孫中山一句“世界潮流，浩浩蕩蕩，順之則昌，逆之則亡”，并不用嚴密地論證潮流的內涵是什么，就可以最大限度地調動一切反抗清朝、反抗北洋的因素，起碼能牢牢掌握住道義的旗幟。后來的“跑步進入共產主義”，可以使舉國上下如癡如狂，“喝令三山五岳開道”。眼下的傳銷術，某些培訓大師的諄諄教誨，都具有這種喚醒幻想的效果。烏托邦理想具有極大的激勵性。而烏托邦的超驗性，決定了這種激勵的善惡在事前無法證實，只能在事后根據結果判斷。所以，這就帶來了一個管理悖論：只有對烏托邦理想保持足夠的警惕，才能使這一理想不至于脫軌由善入惡；而沒有了對烏托邦理想的激情和崇拜，其激勵作用又會大大降低。中國古代儒學，對《禮運》大同的疏離，恰恰是悖論中的持中；而近代以來的社會變革中，則出現了忽左忽右的波動。離我們最近的一次波動是從文革十年到改革開放的轉型，這次轉型在思想上是以真理標準的討論開端的。實踐標準的確立，使中國告別了政治烏托邦。在學術意義上，實踐標準正是對超驗的否定，從而回歸到“實用理性”。然而，徹底告別烏托邦，一切付諸實踐檢驗，理想主義破(po)滅(mie)后的(de)“悶(men)聲發大(da)財(cai)”，有意無(wu)意地(di)排(pai)除了道義的(de)衡量尺度(du)，又(you)把社會(hui)帶到(dao)叢林地(di)帶。因此，梳(shu)理(li)管理(li)思想史上的(de)大(da)同理(li)想演變(bian)，可以為(wei)當今如(ru)何看待(dai)烏托(tuo)邦理(li)想提(ti)供參照。

　　沒有康(kang)(kang)德的(de)(de)仰望星空，人類將會(hui)失去(qu)神圣。但是(shi)(shi)，如果世上人人都(dou)是(shi)(shi)康(kang)(kang)德，那么(me)被腳下的(de)(de)坑坑洼洼絆(ban)倒的(de)(de)人就會(hui)不計其數。人體(ti)健康(kang)(kang)不可(ke)缺(que)少微量(liang)(liang)元(yuan)素，但微量(liang)(liang)元(yuan)素也(ye)不能大量(liang)(liang)提(ti)供。缺(que)少它會(hui)生病甚(shen)至(zhi)死(si)亡，但吃多了則會(hui)中毒。研究管理思想史，需要跳出(chu)烏(wu)托邦是(shi)(shi)補(bu)藥還(huan)是(shi)(shi)毒藥的(de)(de)對立思維，尋找它的(de)(de)適當地位。當然(ran)，任何比喻(yu)都(dou)是(shi)(shi)有缺(que)陷的(de)(de)。大同思想是(shi)(shi)超(chao)驗(yan)的(de)(de)，而微量(liang)(liang)元(yuan)素是(shi)(shi)可(ke)檢驗(yan)的(de)(de)，但是(shi)(shi)正如老子要把不可(ke)言說的(de)(de)“道(dao)”硬要說出(chu)來一樣，這一比喻(yu)庶幾近(jin)之。

　　不妨以衡器為例。價值觀需要定盤星。古代的衡器——秤，就是公平的象征，其基準單位為斤。從秦漢起，一斤就等于十六兩。老式桿秤上，可以看到從定盤星向外的十六顆星星閃閃發亮。關于為什么采用十六進位，民間廣泛流傳的傳說是：古代發明秤的人（有人說是范蠡）最初受北斗七星和南斗六星的啟發，采用十三兩制。但發現有些商人缺斤少兩，發昧心財，且以商求富和農耕求富的難易程度有明顯差別，有違公義，于是，他又給秤上按照福祿壽三星的傳(chuan)說增(zeng)添(tian)三兩(liang)(liang)，把一(yi)斤變成了(le)十六兩(liang)(liang)，以此告(gao)誡商(shang)人：短一(yi)兩(liang)(liang)失(shi)福，短二兩(liang)(liang)缺祿，短三兩(liang)(liang)折(zhe)壽。衡器(qi)上的刻(ke)度(du)承載了(le)對(dui)公正的美好(hao)期望(wang)。這(zhe)種(zhong)無法驗(yan)證的傳(chuan)說，所(suo)體(ti)現的正是一(yi)種(zhong)烏托(tuo)邦(bang)精神(shen)。大同理想(xiang)在管理思想(xiang)史上的意義，不妨從這(zhe)一(yi)角度(du)來探求。